山中的杭州史:环湖诸山,古迹存焉

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、发展的重要性,自不待言。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,杭州的精华,首先在于山,环湖诸山之中,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。本文作者从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为切入,勾...


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、发展的重要性,自不待言。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,杭州的精华,首先在于山,环湖诸山之中,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。本文作者从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为切入,勾勒数千年来杭州置城的历史。江山湖海,四大自然因素,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、发展的重要性,自不待言。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,杭州的精华,首先在于山,毕竟江海流动不居,而几度夕阳,青山依旧,环湖诸山之中,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。一老和山遗址,顾名思义,位于老和山脚下的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。遗址发现于1936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,同年5月31日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和西湖博物馆做了为时一天的清理,具体成果,不甚了了,但有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,参加发掘工作后,深受鼓舞和启发,稍后在他的家乡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。1953年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,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浙江省博物馆(原西湖博物馆)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,除了大量汉六朝至宋元时期的墓葬,也出土数量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。据参加发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忆,工作在三伏骄阳下进行,“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,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” (牟永抗《关于良渚、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——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》)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,兴奋的年轻人有无穷的好奇心。如今我们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,以余杭瓶窑“良渚古城”为中心的良渚古国,开创了辉煌的古文明,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区附近,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荡等零星地点存在边缘性的同期聚落。也许可以把良渚古城视为杭州的前身,1977年苏秉琦在良渚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:“我本来想说良渚是古杭州。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,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,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。这里鱼肥稻香,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,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,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,到西湖边就扎住了”。回顾40多年前的谈话,我由衷感佩苏公纵横捭阖的历史地理视野,在历史长河中,城市中心的发展确实是流动的。但如果缩小视野,就今日杭州主城区范围而言,那么,老和山脚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。

今天的西湖全景(徐超摄)

二除去“最早的杭州”所在,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,有座西汉墓葬出土“朱乐昌”铜印,随葬品丰富,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(蒋赞初《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》;朱伯谦《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》)。从老和山、玉泉、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,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,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,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“应在茅家埠(鸡笼山下)至灵隐寺,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,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、西山路至西湖宾馆(即刘庄)一带范围内。这里方圆数里,地势较平,三面环山,一面水,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”(林华东《钱唐故址考辨》)。会稽郡钱唐县,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境内推行的首批郡县,更是杭州的直接源头。秦代钱唐县治位于灵隐山一线,既有南朝钱唐县令刘真道《钱唐记》“县在灵隐山下,至今基地犹存”的文献记录,又有考古发现的佐证,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。今日之杭州城区曾为江海故道,邻近大江,地下水苦恶,唐代以前的江干滩涂平地不宜人居,只有高度适中的山麓台地,有山泉可饮,又不为洪水所淹,适合形成聚落,继而发展为县治级别的城市。灵隐至岳坟一线的西湖北山就是这种好地方,除老和山遗址外,岳坟外宾馆工地(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)据说也发现过史前至汉代遗物(王士伦《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》)。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,在商周时期,杭州只有零星且较低级别的遗迹和遗物,论社会发展的程度,依然落后于北部的余杭区,像余杭潘桥镇小古城遗址这种规格的马桥文化(约当中原夏商时期)聚落、余杭镇近十年内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战国至西汉早期墓地,在杭州城区迄今未见。先秦时期,最靠近杭州城区的考古大发现,出现于半山一带。1990年,半山石塘村两座战国贵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,尽管被盗,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乐器,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,堪称国宝。据发掘者推测,墓主人应是本地的“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”;这位长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县官;既然县官葬于半山,县治也应在附近(杜正贤《钱唐故址新探》)。这是什么县呢?应该是楚国灭越后在钱塘江北岸设置的无名之“县”,作为楚国故县,为秦朝承袭并取名为钱唐县。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合理推测,至于秦置钱唐县治为何从半山迁移到灵隐山下,那就无法进一步揣测了。三据刘真道《钱塘记》载“防海大塘在(钱唐)县东一里许,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,以防海水”。东汉有个名叫华信的人,在钱唐县东约一里的地方修筑过防御钱塘江的海塘。华信立海塘,作为西湖以东至钱塘江之间陆地开发进程中的里程碑,是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。华信海塘必在今城区范围内,主流观点认为即今杭州中山路。一里,约今四五百米,距离甚近。如果钱唐县治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或老和山,到中山路的距离绝不止此数,所以,大家相信此时的钱唐县治已从灵隐迁到了宝石山东麓。宝石山东至中山路的距离,约一里许。学者所据主要只是“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”这句话。先由唐宋时期钱唐县治位于西湖东北的事实,推断钱唐县治先从灵隐迁至宝石山东麓,再以此推定华信海塘即今中山路,再以中山路反过来坐实县治在宝石山东麓。如果缺乏考古实证,在逻辑上,是个死循环,但它符合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事实,因为隋唐钱塘县治确实在今宝石山东麓一带,由后代的事实,反推县治必曾有从山中搬出的过程,那次搬迁活动就发生在华信立海塘前后,逻辑自洽,合情合理。

在天竺山俯瞰上天竺(法喜寺)

宝石山东麓一带,今天是一马平川,历史上则多连绵起伏的山丘,杭州少年宫(即原昭庆寺)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间有一些小山,名叫弥陀山,旧称霍山,也称武林山(附近的杭城北门武林门,由此得名)。霍山不高,但地位尊崇,号称杭城诸山之祖,东汉以后的钱唐县治即在此附近。说来奇怪,四五百年的县治所在,竟然连一点重要的考古遗迹也无。据说,民国初,“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,初为近人之墓,其下乃有宋人之墓,再下乃有晋人之墓,千百年间堆积如此”(钟毓龙《说杭州·说陆地》)。网络和民间口碑中倒有许多线索,从弥陀山至六公园附近的都锦生织锦厂、望湖宾馆一带,历年来发现过东汉水井、汉晋砖瓦和青瓷器等文物(林盈盈、林华东《再论秦汉钱唐县故址地望》),但从未有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刊布,聊备一说而已,真相只能期待将来的地下发现了。

灵隐寺后山散落的宋明时期的石像生

将台山排衙石

环湖诸山中,将台山顶的排衙石和飞来峰山顶的莲花峰,应该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两个地点,因为前者邻近凤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,后者的灵竺山水从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和热门景区。至于其他更高更偏远的山峰,例如十里琅珰、石人岭、天门山等地,对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而言,路途实在艰难,则为白居易、苏东坡的足迹所未及。清代曾有一种说法,秦钱唐县治在粟山(石人岭),但那里山高路遥,在唐宋乃至近代,尚属荒僻,不宜人居,作为秦汉时期的县治是没有可能的。四隋唐五代时期的杭州,谭其骧称为“江干大郡时代”。江干最重要的地点,曰柳浦。柳浦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北岸,与对岸的西陵(今萧山西兴)隔江相望,是跨越钱塘江的津渡要地。隋开皇九年(589),隋平陈后,废郡设州,杭州之名正式在历史上出现。两年后,在柳浦之西的凤凰山东麓建成州治。这座“周围九里”的小城,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,后来的南宋皇城。凤凰山之名,听着普通,其实是一座高峻的石灰岩质的山峰,论宜居程度,未必胜过宝石山东麓。依山建城,主要出于战略考虑,因为占据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点,就等于扼住了两浙之间的咽喉。白居易《余杭形胜》诗云:“余杭形胜天下无,州枕青山县枕湖”。唐代的杭州,南为江干凤凰山麓的州城(子城),北有宝石山麓的钱唐县城,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教授的著作《州枕青山县枕湖——杭州城址变迁史话》,以此句为书名,可谓醒豁。陈志坚说唐代的杭州是“州城”和“县城”两座小城并列的布局,上演一出“双城记”,直到长庆年间(821~824)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依然如此。陈志坚对南宋以前杭州城市历史的研究极其精彩,我于此一篇之中,三致意焉。

隋唐时期的杭州州城与钱塘县城

宋高宗赵构楷书“忠实”摩崖(图片来自网络)

南宋《咸淳临安志》所附《西湖图》(姜青青改绘)

马远《踏歌图》

也许读者会说,南宋画家惯用“斧劈皴”技法表现的山峰,太过峻峭、奇崛、突兀,不像人们惯常想象中的江南秀丽山水。但如果我们曾经取道八蟠岭,直趋山顶,一定会感慨凤凰山的峻峭,并折服于南宋画家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概括与升华的艺术表现力。凤凰山是神奇的。浙南山区真实的大山,不如她灵动,浙北水乡雕琢的假山,不及她自然。如果说有不足之处,就是石灰岩山区,雨水多,云雾多,南渡的北方权贵不适应,把杭州说成“卑湿之地”,南宋皇子多夭折,据说与山中的潮湿环境有关。但凤凰山绝不卑矮,大凡研读南宋宫廷画并且实地攀登过凤凰山(凤山)、玉皇山(龙山)的人知道,这是一组奇崛的山脉,夏圭、马远笔下的烟雾弥漫的山水景观,不正是湖山的写照么。五唐代南北双城之间的腹地,即今杭州主城区,由于远离山麓,迫近钱塘江,饮水很成问题。直到唐建中年间(780~783)刺史李泌开六井,导西湖水入城后,“自是民足于水,生齿日繁”。公元893年,割据两浙的钱镠修筑大城(罗城),将子城、钱唐县城和“主城区”包罗在内。杭州筑城的过程,是先完成两头,再连接中间,故而呈现为南北两头粗、中间略细的腰鼓状,故称“腰鼓城”。910年,钱镠在东城墙外修筑起捍海塘,从此海潮不犯城内。经过钱氏吴越国近百年的经营,这座腰鼓城终于一跃而为“东南形胜第一州”,并在南宋临安城时期臻于鼎盛。

飞来峰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造像

在西湖野山中寻访摩崖题记

随着西湖以东的主城区人口日繁和高度发展,凤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。元灭南宋后,拆毁城墙,皇城亦遭毁弃,元末重建杭州城时,竟将隋唐以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,沦为城市边缘。自五代吴越国以来,城区逐渐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,但由于“古今重叠型”城市的特性,唐宋以来的城市遗迹深埋地下,南宋临安城遗址普遍埋于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处。在今天的主城区很难见到早期的古迹,真正的唐宋遗物,例如慈云岭、烟霞洞、石屋洞、九曜山的吴越国佛教造像,南屏山、飞来峰、排衙石的两宋摩崖题记,则深藏环湖诸山之中。且往山中行,山中才有好风景。六自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,吴山遂为明清杭州城内唯一的山。吴山是篇大文章,这里只说瑞石洞的奇石,常来吴山的人,注定会喜欢此地的石头。与凤凰山、飞来峰一样,吴山也是典型的石灰岩山体,陆游《西湖春游》“灵隐前,天竺后,鬼削神剜作岩岫”,张岱《西湖梦寻》形容飞来峰“棱层剔透,嵌空玲珑,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”,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吴山瑞石洞。不同的是,灵竺是唐宋的热门景区,而紫阳山(吴山的一部分)瑞石洞一带,邻近南宋太庙,是为朝廷禁地,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阅古堂等私家府邸,一般平民想必无缘欣赏这里的奇峰异石。宋元鼎革后,此地逐渐开放,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说他从青衣洞的阅古泉,走到瑞石洞,看过月波池、飞来石,天色向晚,据说山中有虎,就不敢继续向前走了。莫非宋元之交的吴山,果真荒凉如此?元代诗人萨都剌《游吴山紫阳庵》诗:“天风吹我登鳌峰,大山小山石玲珑。赤霞日烘紫玛瑙,白露夜滴青芙蓉。飘绡云起穿石屋,石上凉风吹紫竹。挂冠何日赋《归来》,煮茗篝灯洞中宿”。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员、文人士大夫的赏玩对象,并已有“紫玛瑙”“青芙蓉”等承袭至今的命名。乾隆皇帝南巡,常来瑞石洞,并为“飞来石”题诗礼赞。我对瑞石洞的喜爱,不在灵隐飞来峰之下,因为这里的每一块奇石,翠壁、寿星、鳌峰、垂云、紫玛瑙、清芙蓉等等,均有贴切、典雅的命名,并在石头恰当的部位,镌刻上字体、大小、疏密、排布合宜的题名。题名与奇石,浑然一体,犹如《登徒子好色赋》形容佳人“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,著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”,是那种传说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。我极赞赏奇石和题名所共同创造的审美范式。但瑞石洞的奇石题名,并无落款,年代不详,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据萨都剌《游吴山紫阳庵》诗把这组石刻系于元代。但萨都剌的题诗与石刻的年代并非一回事:或许在萨都剌以前,这些石头已具美名;口耳相传的美名,并不一定非要题刻在石头上不可,犹如吴山十二生肖石,每块石头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详的名字,但至今也未将它们镌刻其上。无法判断年代的文物,就谈不上研究,更无法写文章,我每次到瑞石洞,都心存歉意。明万历三十一年(1583)浙江布政使范涞撰《紫阳庵碑记》,记录瑞石洞附近紫阳庵及奇石的形态和空间关系甚详,在西湖历代记文中,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确而具体的。范涞对瑞石洞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,了然于心。后来我在丁丙《武林坊巷志》中读到一条材料,才恍然大悟,范涞非但做过这篇文章,而且他就是奇石题名的作者,据清人姚靖《西湖志》:“万历三十一年,布政司史继宸、范涞建秀石堂、远览堂。……其山多胜迹,有采芝岩、载药圃、涤凡池、寻真路、成道树、松关、补衣石、青芙蓉、归云洞、天籁谷、三台石、紫阳亭、……瑞石洞、飞来石、龙窟、鳌峰、翡翠岩、垂云峰、月波池、蟾蜍石、蹲狮石、丹药灶、翠壁、迎真桥洞、朝元路、透天关诸胜。范公(范涞)悉为镌识,复撰《紫阳仙迹记》,绘其图景,并勒石空翠亭中,并诸名人诗石在焉。”(丁丙《武林坊巷志·丰下坊三·紫阳庵》)。这批奇石经其品题,名实之间的关系,就此固定下来,我们至今可以按图索骥,将名叫垂云峰、寿星石、橐驼峰的石头,逐一确指。奇石的定名,极形象;题名的书法,极宁静,体现了古人造景的匠心,赋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审美价值。我不厌其烦地描述吴山奇石,是因为环湖诸山在我国园林史上的特殊意义。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岳,模拟凤凰山;宋高宗退居临安城内的德寿宫,其园林则模拟灵隐飞来峰和冷泉溪。凤凰山、吴山、飞来峰,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师法造化的范本,恐怕也是奠定当时园林“叠山理水”审美范式的灵感源泉之一。

凤凰山的月岩

月崖

凤凰山圣果寺附近的月岩,中秋夜,圆月从奇石上空掠过,是南宋皇城内脍炙人口的赏月地点。明万历年间杭州才人高濂的《四时幽赏录·胜果寺月岩望月》是篇好文章:胜(圣)果寺左,山有石壁削立,中穿一窦,圆若镜然。中秋月满,与隙相射,自窦中望之,光如合壁。秋时,当与诗朋酒友,赓和清赏,更听万壑江声,满空海色,自得一种世外玩月意味。左为故宋御教场,亲军护卫之所,大内要地,今作荒凉僻境矣!何如镜隙,阴晴常满,万古不亏,区区兴废,尽入此石目中,人世搬弄,窃为冷眼偷笑。凤凰山,月岩,左瞰西湖,右览钱江,奇石嶙峋,江潮起落,万壑松涛,中秋之夜,与三二诗朋酒友,赓和清赏,南宋的大内要地,今日之荒凉僻境。无限风光,不尽唏嘘。环湖诸山,是士大夫向往的地方,也是杭城普通民众归去的方向。明万历《杭州府志》卷十九《风俗》谓杭州南北二山是“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”。坟墓为考古工作者所关注,却并不为人喜闻乐见,故而点到为止,但环湖诸山与杭州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紧密连接,是可以想见的事实。环湖诸山对于杭州古代城市和文化的发展,具有多重的历史、人文、艺术审美的价值。我说,杭州的精华在山,不亦宜乎!

《在田野看见宋朝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,2022)

(本文收录于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在田野看见宋朝》,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。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)

相关文章

好彩网平台,好彩网官网,好彩网网址,好彩网下载,好彩网app,好彩网开户,好彩网投注,好彩网购彩,好彩网注册,好彩网登录,好彩网邀请码,好彩网技巧,好彩网手机版,好彩网靠谱吗,好彩网走势图,好彩网开奖结果